深秋的凌晨五点，北方内陆的塬上村还沉在浓墨般的夜色里。何二狗裹紧身上那件褪了色的军大衣，打着手电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向村口。他那张被岁月和风沙雕刻得沟壑纵横的脸上，看不出什么表情，只有一双眼睛，在电筒光的映照下，闪着执拗的光。他在等今天第一班途经村口的城乡巴士，车会载着他去六十里外的县城。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出行，他怀里紧紧揣着的那个磨破了皮的硬壳笔记本，关系着村里十好几户人家的盼头。
那个笔记本，就是后来被媒体和乡干部们称为“何二狗的名单”的东西。上面没有豪言壮语，只有用铅笔或圆珠笔歪歪扭扭记下的一行行信息：何老栓，儿子何志强，在南方某建筑工地，被拖欠工资三万七千元，包工头电话……王翠花，女儿张小梅，在沿海一家电子厂，加班费半年未结，工厂主管姓名……李老倌，女婿在外省跑运输，运费押着大半年了，货主公司名称……
塬上村是个典型的“留守村”，青壮年像候鸟一样飞往全国各地的城市，留下的多是老人、孩子和像何二狗这样因各种原因没能走出去的壮年。何二狗年轻时也闯荡过，见过世面，后来因一次意外伤了腿，落下了轻微残疾，便回到村里，守着几亩薄田过活。他识些字，为人又热心公道，久而久之，谁家在外头遇到了难处，写信或打电话回来说起，家里人第一个想到的，就是去找“二狗哥”拿个主意。
起初，何二狗也只是帮着分析分析，打个电话问问。但他渐渐发现，单家独户地去理论，声音太微弱，往往石沉大海。那些分散在天南海北的农民工，像一盘散沙，维权艰难。一个念头在他心里萌生：能不能把大家的事攒到一起，形成一股力量？于是，他那个原本记着种粮心得和琐事账目的本子，开始专门记录起这些“讨公道”的信息。他走访每一户有困难的家庭，问得仔细，记得认真，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、金额、凭证（哪怕是模糊的聊天截图），他都尽可能核实清楚。这份名单，越来越厚，也越来越沉。
消息像风一样，在塬上村和附近的几个村子传开了。有人带着希望来找他，也有人背后议论：“何二狗图个啥？出名？还是想从中捞点好处？”对于这些，何二狗大多沉默以对。他媳妇儿也曾埋怨过他，净干些得罪人又没实惠的事。何二狗闷头抽了口旱烟，吐出浓浓的烟雾，说：“乡里乡亲的，都不容易。我在家，能帮一把是一把。看着老栓叔为儿子的工钱急得满嘴燎泡，翠花婶为闺女的事偷偷抹眼泪，我心里头不落忍。”
转机出现在去年冬天。县里新来的信访办张主任到塬上村走访，听村干部偶然提起了何二狗和他的“名单”。张主任没打招呼，直接找到了何二狗家那间低矮的瓦房。两人围着火炉，聊了整整一个下午。张主任翻看着那份字迹密密麻麻、甚至沾着油渍的名单，神情越来越凝重。他没想到，在这样一个偏僻的村庄，藏着如此具体而微的基层治理线索，更被何二狗这份不计回报的执着所打动。
这次谈话后，“何二狗的名单”第一次以非正式的形式，摆上了相关部门的案头。县里高度重视，专门成立了由人社、司法、工会等部门组成的工作专班，与何二狗建立了直接联系。何二狗不再是单枪匹马，他成了专班与外出务工人员之间的“信息桥梁”和“信任纽带”。他负责收集、核实、更新信息，专班则依据名单，动用行政和法律资源，逐一对接外地相关部门和企业。
过程并非一帆风顺。有些案子年代久远，证据缺失；有些企业推诿扯皮，甚至威胁恐吓。何二狗接到过不止一个语气不善的电话，让他“少管闲事”。但他没退缩，反而更较真了。他学着使用智能手机，建立微信群，让名单上的人能及时沟通。工作专班的律师也教会他如何固定电子证据，如何撰写情况说明。他那个破旧的笔记本旁边，渐渐多了《劳动合同法》之类的普法小册子。
努力开始见到成效。名单上，一个个名字后面被打上了勾。何老栓的儿子，在县人社局发函协调下，终于拿回了被拖欠两年多的血汗钱；王翠花的女儿，通过何二狗传递过来的法律援助信息，成功追索到了加班费；李老倌女婿的运费，在经过多次沟通后，对方公司答应分期支付……每解决一桩，何二狗就会在本子上那个名字旁，用力地画上一个勾。那个勾，在他心里，比任何奖励都来得珍贵。
如今，“何二狗的名单”上的问题，已解决了大半。他也成了附近有名的“土专家”，不仅帮本村，邻村有人求助，他也尽力帮忙。但他从未觉得自己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。有记者去采访他，他搓着粗糙的大手，显得有些拘谨，反复说：“我就是个传话的，跑跑腿。真正解决问题的，是国家的政策好，是县里的干部们费了心。”
夜色再次降临塬上村，何二狗家那盏昏黄的灯还亮着。他伏在桌前，小心地翻看着那份陪伴他多年的名单，时不时用橡皮擦掉过时的信息，或用笔添上新的进展。窗外，是寂静的村庄和广袤的田野；窗内，是一个普通农民用最朴素的方式，守护着乡邻们对公平和希望的期盼。这份名单，早已超越了几页纸张的意义，它是一份草根力量的见证，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，更是在中国乡土大地上，默默生长出来的、关于诚信与互助的微光。这微光，或许微弱，却坚韧地亮着，照亮着一条通往更温暖、更有保障的明天的路。